新基建背景下甘肃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研究报告

　　摘要：交通运输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桥梁，科技创新是其升级的不竭动力。当前，在交通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指引下，交通运输科技创新被置于战略性地位，但高昂的建设成本与庞大的资金需求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探索新型投融资模式迫在眉睫。本研究通过调研现有投融资模式及问题，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体系，对不同模式进行适用性排序;采用DEA-Tobit两阶段法测度甘肃省14个市(州)2011—2020年科技创新效率，分析不同主体科技投入的影响，并提出投融资支持体系的优化设计。研究旨在预见交通运输科技发展趋势，引领技术方向，拓宽融资渠道，激发体制机制创新活力。通过优化投融资模式，可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关键词：新基建;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

　　1.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发展现状

　　1.1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内需战略升级，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前提与保障备受重视。该行业建设公益性强、资金需求大、风险高、回收期长，多由政府主导，依赖财政资金。随着科技创新推动建设规模扩大，地方隐性债务与平台公司债务攀升，面临偿付压力大、可持续融资能力下降、后续项目融资受阻等问题，且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渠道单一，亟需创新投融资模式争取资金支持。

　　1.2存在问题

　　资金投向偏好盈利项目，对周期长、风险大的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入有限。资金来源单一，以财政和银行贷款为主，社会资本因风险大、回收不确定而观望，缺乏积极性。资金需求结构复杂，融资难度加大;同时缺乏高水平人才与专业团队，影响投融资效率。

　　2.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2.1主要投融资模式

　　基础设施与科技创新正外部性强，是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伴随新基建推进，传统基建向智能化融合转型，交通领域尤为关键。通过调研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交通部门及企业，梳理出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的11种主要模式：传统的有政府财政投资、债务融资;持续创新的有PPP、ABO、资产证券化、REITs、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尚在探索的有EOD、F+EPC、TOD等模式。

　　2.2适用性分析

　　为准确评估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的适用性，遵循科学、全面、公平、高效原则，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在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实际，从政府、政策、环境、项目四个维度总结出13个影响因素：政府因素涉及财力、债务水平、契约精神等;政策因素包括货币、财政、债务监管等政策落实程度;环境因素涵盖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环境;项目因素包括合规性、可融资性、资产收益和落地需求。通过各模式得分，选择最适用于项目实际的投融资模式。

　　2.3模式比较分析

结合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智慧高速将加载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实现车路协同的应用场景。以甘肃省智慧高速项目为例，选择影响因素对构建的投融资模式选择模型进行验证。选取8名专家对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打分，得到矩阵，对专家打分结果进行处理后，导入YAAPH软件计算得出各矩阵的和，结合的值计算得出检验系数。从检验结果可知，检验系数均小于0.1，通过一致性检验。

　　结合专家对判别矩阵的打分结果，计算得出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各指标的权重见表2-1。

　　表2-1 甘肃省智慧高速项目投融资模式选择影响因素描述

维度分类	因素分类	因素描述	分组权重	总体权重
B1政府因素	C1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	债务水平较高	0.4679	0.2250
	C2地方财政的支出能力	支出能力有限	0.0776	0.0373
	C3中长期支出预算额度	中长期支出最高达8.1%	0.1888	0.0908
	C4地方政府的契约精神	良好	0.2658	0.1278
B2政策因素	C5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稳健	0.1047	0.0340
	C6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积极	0.2583	0.0839
	C7债务监管政策	越来越严	0.6370	0.2069
B3环境因素	C8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下行	0.8330	0.0883
	C9资本市场环境	资本市场环境稳定	0.1670	0.0177
B4项目因素	C10项目的合规性	合规	0.4066	0.0359
	C11项目的可融资性	良好	0.0883	0.0078
	C12项目资产的收益	良好	0.1993	0.0176
	C13项目落地需求	紧急	0.3058	0.0270

　　(2)模式选择实证分析

　　结合甘肃省智慧高速项目的实际情况，本文共邀请8位专家按照李克特量表中本文的陈述方式，对表2-2中的11种投融资模式结合模式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打分。

　　表2-2 主要投融资模式

序号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投融资模式	政府财政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	融资平台投资	PPP	ABO	ABS	REITs	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EOD	F+EPC	TOD

　　通过计算所得的指标权重及各维度指标数据，完成模糊关系矩阵的搭建工作。对适用性评价的各类评语进行量化赋分，通过加权平均算法整合评语分值与矩阵运算结果，进而得到综合评价结果。结果分为五个级别，非常适合得5分、适合得4分、一般得3分、不适合得2分、非常不适合得1分。得到适用性结果集合。将得到的模糊合成矩阵的结果作为因素集对评语集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得出最终综合评价分数。

　　对专家打分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矩阵，根据计算需求编写源代码，将源代码导入MATLAB软件计算得出11种投融资模式的打分结果。

　　通过计算得出甘肃省智慧高速项目的最优投融资模式前3名依次为PPP模式、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资产证券化(ABS)，其余模式排名依次为授权-建设-运营(ABO)、TOD、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地方政府专项债、EOD。其中，融资平台投资、F+EPC、政府财政投资模式因债务监管趋严以及甘肃省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等因素，被评为最不适用于甘肃省智慧高速项目的投融资模式。根据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该模型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选择方面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3.甘肃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现状及问题

　　3.1发展现状

　　与国内多数地区相比，甘肃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整体排名靠后，不仅各地之间的财政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且本地财力自给能力偏低，财政运行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支持。“十四五”期间，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新交通投融资机制正逐步形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成效显著，省公航旅、公交建等企业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平台建设加强，创新渠道拓宽，企业主体地位与活力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已成为交通运输发展的强劲引擎。

　　3.2发展问题

　　外部环境扶持不落地。传统基建资金多靠国家，“十四五”期间仍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原则，但政府实际引导作用有限，民间资本投融资意愿较低。

　　监管职能难以落地执行。多方主体参与监管使得权限分散、权责界定模糊，一方面出现职能交叉、重复监管，另一方面部分领域又存在监管缺失，整体工作成效不足。

　　市场资本配置不均衡。受新基建特性影响，投资、建设、运营主体多元，政府支持有限。金融机构因资金需求大、主体差异大、技术风险高而规避投资;企业面临建设与使用矛盾、盈利不足、需因地制宜协同产业等难题，大多不愿参与。不确定风险导致投融资意愿弱、金额不足，资本配置不均衡，短期内难以改变。

　　尚未形成商业闭环。多数新基建企业(如工业互联网)在盈利、投融资上思路不清，商业闭环缺失。工业互联网起步晚、缺平台与APP支撑，多数仍套用消费互联网模式，未真正切入。

　　4.新基建背景下甘肃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投融资模式设计研究

　　由于甘肃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领域数据信息不足，因此通过选取甘肃省14个市(州)近十年的科技创新效率、科技创新投入相关数据整理分析，运用DEAP2.1软件测算效率，结合Tob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全省科技创新效率波动上升，但市州间存在差距。不同主体影响各异——政府投入、金融机构信贷、创业风险投资均显著促进科技创新，政府作用最大;企业投入则有轻微负向影响，但显著性与系数不高。

　　5.研究结果

　　当前甘肃省科技创新投融资支持体系发展还不够完善、健全。亟待通过建立以持续创新的科技投融资支持方式为导向，以科技创新投融资支持服务平台为基础，以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机制为保障的优化体系，充分发挥投融资的催化作用，加大政府财政科技资金投入，鼓励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等多元主体对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主体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产业化，形成“投融资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回报再投入”系统闭环的科技创新良性循环机制。

　　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策略，实现合理配置。科学设定科技投入结构，有助于引导科技资源依照市场规律流向最急需、效率最高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领域，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优化配置格局，并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我省交通运输行业参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投入方式，对科技计划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并纳入交通科技计划体系。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应逐步向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项目倾斜，这类项目市场风险较高、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同时，要将科技资源集中投向事关我省交通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

　　发展科技金融，开辟多元化的资金供给途径。政府需进一步增加科技领域的财政投入，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以此引导社会力量在基础研究方面形成投入与布局的合力。同时，要健全有利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制度机制，尝试多种财政科技投入形式，推动各方在科技投入上实现分工合理、协同有序。此外，还应构建更完善的研发激励政策体系，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不断对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加以改进。

　　建立长期有效的科技创新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机制。政府作为牵头部门，积极与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银保监会进行协商，一方面开展科技金融人才培训项目，提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市场科技投融资主体对各类科技创新项目的判断能力、风险把控以及监督管理等;另一方面重点把握资金投入的方向和范围，设立科技创新基金，采取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建立多方参与的市场化融资机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企业主体”的风险共担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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